崔賾和崔處直隨即「兵分兩路」,一路去拜會觀國公楊恭仁,一路則去衛府向莘國公鄭元壽報警。
楊恭仁復出是因為崔賾,而崔賾之所以請出這位「大神」,是迫不得已的破局殺招,也是順勢而為之舉措。東都一旦有陷落之危,楊恭仁和宗室力量肯定要挺身而出,肯定要為保護國祚而戰,但那時楊恭仁即便與崔氏結盟,也會保持相當距離,以免形成「站隊」之嫌,把自己過早卷進皇統之爭,然而崔賾提前「出手」了,乘著危機還沒有徹底爆發,東都局勢還能控制,楊恭仁還能藉助越王楊侗之名義獨攬東都軍政大權,並藉助這一權力提前為堅守東都做好準備的前提下,把楊恭仁成功「請」了出來,由此事實上造成了楊恭仁在皇統之爭中「站隊」之嫌疑,為越王楊侗爭奪皇統贏得了先機,更重要的是為崔氏維護既得利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今日博陵崔氏深陷皇統「旋渦」之中,崔氏的興衰成敗,山東人的未來,都已經與皇統爭奪牢牢捆在一起,崔氏所輔佐的趙王楊杲、越王楊侗若有一人問鼎,則崔氏和山東必定迎來新的輝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關中韋氏的興衰成敗,關隴人的未來,亦與齊王楊喃、代王楊侑密切相聯。在這種政治大背景下,新一輪皇統之爭,實際上就是博陵崔氏和關中韋氏之爭,就是山東人和關隴人之爭,實質上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之爭。
楊恭仁做為宗室政治集團的新一代領袖,當然不願過早「站隊」,不願在自己尚未「消化」父親楊雄和叔父楊達留下的政治遺產,尚未完全掌控宗室及其周邊政治力量,立足未穩、羽翼未豐之際,就把自己卷進這種險惡的政治博弈中,但形勢不由人,計劃趕不上變化,東都局勢的惡化速度遠遠超過了楊恭仁的預料,這足以說明兩京各大政治集團非常有默契的要置東都於死地,一旦東都在未來的風暴中變成了廢墟,那遭受重創的就不僅是聖主和改革派,還有楊氏國祚和統一大業,甚至於國祚覆滅、統一崩潰都有可能。無奈之下,楊恭仁不得不打落牙齒和血吞,明知崔賾在設計利用自己,在給自己挖坑,也只能眼睜睜地跳下去,就算自掘墳墓也認了,畢竟與國祚存亡比起來,個人損失實在是不足為道。
崔賾「得了便宜」就不能「賣乖」了,要拿出誠意來合作,要把楊恭仁的「站隊」嫌疑落到實處,要讓他真正變成越王楊侗的支持力量,為此崔賾竭盡全力配合楊恭仁,幫助楊恭仁實際控制東都大權,而楊恭仁也接受了崔氏的合作誠意,畢竟合作不是結盟,從堅守東都守護國祚這一目的出發,精誠合作還是必須的,但即便如此,楊恭仁也罷,崔賾也罷,依舊沒有守住東都的把握和信心。
當崔賾把楊玄感於初三在黎陽舉兵,並下令南下攻打東都的消息告訴楊恭仁之後,一股強烈的不祥之感就迅速占據了楊恭仁的全部身心,讓他在憤怒之餘更有一種大勢已去的絕望,雖然他早有預料,早有猜測,但那畢竟是預料,是猜測,是想像中的假設,而不是無情殘酷的事實。
楊恭仁在黎陽也有「眼線」,也不斷傳來各種消息,只是這一次他的「眼線」顯然沒有崔氏的「眼線」起作用,如此重大消息竟然沒有在第一時間傳遞過來,不過楊恭仁現在已無心追責,他迫切想知道的是河內軍隊是否會倒戈,河內豪門世家是否會背叛,楊玄感的大軍是否會在河內暢通無阻,風馳電摯般直殺河陽,然後渡河而來,兵臨東都,打自己一個措手不及。
屋內的氣氛很沉悶,很壓抑,本來就酷熱難當,現在就更熱了,楊恭仁汗流不止,崔賾亦是大汗淋漓。
楊恭仁率先打破了沉默,「某想知道……」楊恭仁神情嚴肅,目光銳利,口氣更是冷厲,「河北是什麼立場？」
崔賾一邊搖著蒲扇,一邊不假思索地說道,「黃台公（崔弘升）目前正在……」
「黃台公代表不了河北。」楊恭仁毫不客氣地打斷了崔賾的話,「如果黃台公的意志就是河北的意志,那這兩年來河北賊為何屢剿不平,河北局勢為何每況愈下？河北賊如此猖獗,楊玄感當然要善加利用,兩者狼狽為奸,沆瀣一氣,一拍即合,這是顯而易見之事。」
崔賾當即做出決斷,以不用置疑的口氣說道,「某可以代表黃台公,代表博陵崔氏做出承諾,河北絕對忠誠於聖主。」
楊恭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