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十,東都皇城。
武牙郎將高毗、河內郡主薄唐煒並臨清關令急奏東都,初七日高毗率軍抵達關隘,防守更為堅固,楊玄挺隨即中止了攻擊,並於初八日棄舟登陸,向延津關方向而去,經斥候打探,叛軍經延津乘船西去,由此可推斷,叛軍受阻於臨清關後,遂改道大河直奔東都,東都很快就會遭到叛軍的攻擊。
楊恭仁接到消息後,馬上以越王的名義急告負責防禦東都東、北兩個方向的衛戍軍將,要求他們提高警惕,務必阻敵於大河一線,確保京師之安全,若有玩忽職守、消極怠戰或臨陣退卻者,斬立決
然而,命令是下達了,但楊恭仁對命令的執行者和執行結果卻不抱任何希望。
楊玄感和李子雄舉兵叛亂的消息已經傳開,東都正在大肆抓捕楊玄感和李子雄等叛亂者的親朋故舊,這使得京師的氣氛非常緊張,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但由於各種利害關係的事實存在和各方勢力的公開或暗中的阻撓,東都抓人的速度非常緩慢,被拘捕的人數雖然看上去很多,實際上大部分都是無關緊要者,而與叛亂者有直接和間接關係的政界高層和軍方將領卻一個也動不了。
軍方的肯定動不了,即便有右驍衛將軍李渾和右候衛將軍鄭元壽的聯手支持也不行。軍政是分開的,軍方要維持自己的獨立權威,要絕對忠誠於聖主和中樞,在沒有聖主和中樞同意的情況下,對越王惟命是從,等同於公開背叛聖主和中樞,這個後果誰也承擔不起。另外軍權一分為三,決策權、行政權和統兵權完全分開,軍隊裡的人事調整屬於軍事行政權的範疇,沒有聖主和中樞的命令,衛府根本無權調整人事,更不要說直接剝奪一個軍將的領兵權了。
政界也是一樣,人事權直屬聖主和中樞,即便某個親王或者當朝宰執有臨機處置、便宜行事之大權,但對事不對人,人事權太敏感了,稍有不慎就會觸及到聖主和中樞的心理「底線」。你可以決定事情怎麼於,卻不能決定由誰去執行,即便這個人不合適,你也無權撤換。人事調整不僅僅是一套律法程序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的背後關係到了利益格局的劃分,雖然你調整的不過是一個人的官帽子,但實質上它動了某個利益集團的利益。政治是因利益而產生,如果沒有利益哪來的政治？
楊恭仁也罷,樊子蓋也罷,明明知道某個中央高層就是以楊玄感為首的政治集團里的重要成員,但就是「動」不了他,沒辦法拘捕他。這不是有沒有真憑實據的問題,而是這個權力不在你的手上,你一旦行使了這個權力,就是越權,就是僭越,就是觸犯了禮法律法,接下來聖主和中樞的態度就決定了你的命運,如果他們不高興不滿意了,你就死定了,反之,你就立功了,但這個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它的影響太惡劣了,如果人人仿效,人人都去越權,禮法和律法的權威喪失殆盡,亡國就在眼前。
楊恭仁緊急請來了秦王楊浩和監門郎將獨孤盛,還有越王府長史崔賾,直接撇開了樊子蓋、元文都、韋雲起、韋霽、裴弘策等「大佬」,直接把城內的改革派、鮮卑人和關隴本土勢力排除在了可信任的範圍內,他現在唯一可信任的就是宗室和外戚,秦王楊浩和監門郎將獨孤盛是絕對可靠的,至於崔賾只能勉強信任,畢竟崔氏被捆在了越王這條「傾覆在即」的船上,為了活命崔氏不得不「自救」。
楊恭仁通報了臨清關急奏,並做出分析和推演,最後語出驚人,「未雨綢繆,我們必須做好棄守東都,退避河內的準備。」
越王楊侗的小臉當即就變了,雖然有些惶恐不安,但更多的卻是堅持。在他看來,形勢就算再險惡,也不會真正危及到東都的安全,退一步說,就算東都岌岌可危了,但為了聖主、遠征軍和東征大業,誓死也要堅持到底。
楊侗猶豫了一下,打算發出自己的聲音,就在這時,獨孤盛說話了,而獨孤盛剛剛說了幾句,楊侗就放棄了自己的想法。
「東都局勢惡化太快,楊玄感轉瞬及至,現在已經不是防患於未然了,而是必須做好應急之策。」獨孤盛望著目露激憤之色的楊侗,搖頭嘆道,「洛口倉的顧覺是楊玄感的人。黑石守將裴爽是御史大夫裴蘊之子,仗著父輩權勢驕橫跋扈,而他帳下都是河洛子弟,黑石焉能不失？偃師的情況更糟糕,偃師都尉來淵是江左人,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