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為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
此「聞道」與「用」道相對，「用」是行，「聞」顯然就是知。
今天的《論語》註譯本，基本上也都是這樣解釋的。
如楊伯峻《譯註》：「孔子說：『早晨得知真理，要我當晚死去，都可以。』」
孫欽善《註譯》：「聞，知。孔子所說的道，或指治道，或指學說，這裡指後者。」「孔子說：『早晨悟到了真理，就是當晚死去也是可以的。」
潘重規《今注》：「由早晨到晚上，時間極為短暫，早晨得知真理，當晚可以死去。人若能悟得真理，就能在生命中發出無限的光輝，這樣才不枉生，才不枉死，旦夕之暫，勝過萬年，所以說，早晨得知真理，就是當晚死去，都可以了。」
但這種通行的解釋是值得討論的。
首先，它與孔子的思想性格存在矛盾。如果孔子以求「知」為人生的最高追求，他可以說「早晨得知真理，就是當晚死去都可以」。這樣，孔子和純粹的理論研究者就沒有區別了。
但是，孔子的人生最高追求是「德」而非「智」，「尊德性」與「道問學」比較，「尊德性」是第一位的，「道問學」是第二位的。
孔子雖然說：「不知禮，無以立也。」但他更明白「知禮」並不等於「得仁」、「獲仁」。因此他強調：「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為什麼？因為「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
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己之所有。」「知之」是「在彼」，「好之」仍是「未能有之」，還是外在的。
只有「樂之」，才是「為己之所有」。在孔子看來，修已不能只停留在「知」的階段，要想把「在彼」的客觀真理，化為「為己之所有」的主體之仁，就必須依賴於「行」。
因此，相對於「知」，孔子更重視「行」。他人生的目標不是「知道」、「知仁」，而是修已成仁，變天下「無道」為「有道」。
他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學文」屬於「知」一類，孔子將其歸之為「行有餘力」後之事，其態度非常明顯。
基於這種重德甚於求「知」的一貫性格，孔子是不可能「朝知道」而「夕死」的。
再者，孔子平常於「道」並非不「知」，也不認為「道」是難「知」的。古人感嘆「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孔子也是如此。
孔子曾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道」是其所「志」，平常焉能不「知」？他又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是什麼？他顯然是很清楚的。
孔子不但認為自己平常是「知道」的，而且認為其它人「知道」也不難。子游曾說：「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論語·陽貨》）「學道」近於「知道」。
孔子認為這並不難，不但「君子學道」，「小人」也能「學道」。他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論語·衛靈公》）人不「知道」，又怎能「弘道」？「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論語·里仁》）「志於道」是對「士」的一般要求，是基本條件。可見，就是對一般士人，「知道」也並不難，只有「行」才難。
孔子不視「知道」為難事，不以「知道」為人生的最高追求，他又怎麼能說「早晨得知真理，就是當晚死去都可以」呢？
可見這種通行的解釋是不能成立的。
孔子這位大儒留下的這一句話，讓不同的人自己去感悟，自己去發揮想像。
修行者何嘗不是如此，儘管他們修煉著前人留下來的心法，心法之時一個力量的源泉，一個大致的方向，能走到哪一個地步都要看修行者自己的能力，天賦，潛力，機遇。(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