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以來，歷來王朝大政，莫不以供奉京師為先。所謂「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秦至北宋，各朝代的京師變動軌跡為長安——洛陽——開封這條自西向東的路線；南宋至明清，這條變動軌跡變成了杭州——南京——北京，由南至北的路線。中間的五代十國，可以視為大轉向的過渡時期。
隨著王朝政治中心的不斷北移，經濟中心的不斷南移。漕運的地位越來越高，到了中、晚明時期，以漕運為中心的行政組織網絡，使大運河成了帝國的核心血管。由這大動脈延伸出來的物資調運等經濟活動以及行政權力的輻射，最終形成京杭大運河政治經濟帶——為明清兩大帝國的核心圈。
後世有學者認為，唐宋以前的運河以中原為主，呈多枝葉形發展，將眾多地區聯繫起來，對平衡調劑經濟有重大作用。但元明清三代，運河拉長，經濟帶線性分布，將帝國中部和西部拋在核心圈之外，是不利於帝國統一的——也算是一家之見。
保京師這一封建帝國的根本政治經濟模式，將運河這一水道徹底的政治化，為了維護漕運暢通，歷代中央政府都是不惜一切代價，局部利益的犧牲根本無法和漕運暢通這一政治正確相抗衡。
漕運的暢通，是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為代價的。從蘇州運一石米到京師，需要耗費兩石米的開支。明清兩朝，年均向京師運送四百萬石米，運費每年即達八百萬石。再加上每年疏浚河道，設立管理職官、差役，修造漕船，設置屯田等等花費，開支極大。
由此巨大的浪費和支出，圍繞著運河形成了龐大的政治經濟利益集團。元代有海漕要好很多，明清兩代，中央政府幾乎一直處於被運河綁架的狀態。
圍繞著漕運的官僚群體和因漕運而就業乞食的人群，形成了強大的一股利益群體。最大的收益群體當然是——運河官僚。他們獲益的方式多種多樣，最主要的是不斷製造水災，興辦治河工程，進而中飽私囊。
所謂「河官習為奢侈，帑多中飽，寢至無歲不決。又以漕運牽制，當其事者無不腐敗。」有明一代，自成祖以後，歷代皇帝實錄中每年幾乎都有運河決口的記錄——無論澇旱。
上行下效，通漕之省大小官員，對名目繁多的「剝淺費、過閘費、過淮費、屯官費、催繳費、倉儲費」利益均沾。即使是不起眼的漕兵伍長，也「鮮衣怒馬，酒樓歌館，舉百萬錢盪而化為灰燼」。
除了這些貪污之外，因為漕運通南北，各級官員差役，多夾帶私貨牟利。到了明中晚期，這些官員和黑惡勢力勾結，發展到隱藏犯法人口，倚勢行兇害人的地步——借名阻礙河道，敲詐商民乃至圖財害命。
然而，儘管漕運官員多數腐敗透頂，但偶爾也能出來一股清流。王宗沐總漕在這個利益團體裡，即為奇葩一枚。
明代漕運主官，先為漕運使，後為漕運總兵，最後轉文職為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監管河道。後來大家嫌這官名太長，一般稱為漕運總督或者總漕。
這個官職前面一般加銜為左、右都御史，三品高官。後世有人統計過，明代總漕平均任職時間為一點八八年，還不到兩年。嘉靖皇帝在任四十五年，就換了四十個總漕。
為什麼？漕運裡面涉及的利益太大、太多了。總漕的權力範圍和漕運總兵、漕運參將、地方州府、河道總督以及都察院、六部都有牽扯，作為專項總督，和這些部門及官員既有合作，又有管理權的爭奪，因此很少有總漕能幹長遠的。
王宗沐，字新甫，浙江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隆慶五年從山東左布政使位置上被提拔為總漕。
這位老兄屬於典型的明代精英，半瓶子醋就敢晃蕩，就任當年即上奏隆慶帝恢復海漕。他的奏章朱翊鈞根本看不懂，特別不懂的內容如下：
「......夫東南之海，天下眾水之委也，芒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宅......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可以佐運河之窮，計無便於此者。」
朱翊鈞一腦袋問號，不知道這「蛟龍窟宅」和「石氣水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