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並未在意甄豐的不滿,而是繼續大展拳腳。
為地方州牧郡守晉爵的同時,特別針對劉氏宗親頒布了一道詔令。
命令所有擔任郡守實職的劉姓宗親,必須全部轉任為諫大夫。
這一舉措意在徹底消除劉氏宗親可能構成的實質性威脅。
郡守作為二千石的高官,一直以來都掌握著地方上的大權。
過去,東郡太守翟義僅憑一郡之力就能起兵反叛,掀起不小的波瀾。
而如今,王莽將劉姓郡守降職為六百石的諫大夫,不僅削弱了他們的權力,還剝奪了他們的治權。
這樣一來,便成功地將劉氏宗親從地方權力的核心中剔除,從而確保自己的統治地位。
那只是地方權利,沒觸及到朝堂之上這些個劉氏公卿的根本利益,一個個也只是眼觀鼻,鼻觀心。
王莽則是繼續鄭重下詔,表示自己是在高帝廟中、高皇帝的靈位前接受禪讓的,這份深厚的恩情他永生難忘。
因此,儘管漢室宗廟的祭祀活動已經降格至定安公國進行,
但考慮到漢帝陵寢均位於京師附近,王莽特別決定,長安城內現有的陵園、廟寢等場所將繼續得到妥善保護。
並且相關的祭祀儀式也會如期舉行。
除此之外,王莽還進一步承諾,每年九月,他將親自前往高祖、元帝、成帝以及平帝的廟宇進行虔誠的祭祀活動。
這一舉動無疑向天下昭示了他對漢室列祖列宗的崇敬之情,同時也為穩定新朝政權、安撫民心起到了積極作用。
在人事安排上,王莽也做出了周到的考慮。
以往由漢宗正負責管理的宗室人員,現在改由京兆大尹接管,並且他們的待遇將得到切實保障,不會因政權更迭而受到影響。
同時,王莽還要求各地的州牧主官對這些宗室人員多加關懷與慰問,以確保他們在禪代之際不會受到任何形式的欺壓與侵犯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如何處理龐大的前朝宗親群體並無先例可循。
秦朝未曾實行分封制,因此地方上並無宗親勢力。
而周朝的衰落過程較為緩慢,也未曾面臨過類似的問題。
王莽無疑又開創了一個先例,但又展現出了他對劉氏宗親複雜而含混的態度
是既心存不安,著意打壓,又故作寬容之態。
隨後王莽出於「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考慮。
對於那些停留在舊時代的名詞,必須要進行徹底的改革。
因此,王莽下令,將一系列官職名稱進行更改,以符合新朝的氣象。
例如,新的「九卿」設置中,大司農被改為羲和,這個名字源自傳說中的日神,
同時也是《尚書》中的歷官,因為太陽和曆法與農業息息相關。
大理,曾被稱為廷尉,掌管刑獄,現更名為作士,此名取自《尚書》中的「咎繇(皋陶)作士」,寓意著公正的審判。
太常變為秩宗,大鴻臚改為典樂,少府改為共工,水衡都尉改為予虞。
這些新的名稱都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內涵,且均出自《尚書》。
在地方層面,官名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如郡太守更名為大尹,都尉改為太尉,縣令或縣長改為宰,御史改為執法等
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官員的考核與監督,王莽專門設立了司恭大夫、司徒大夫、司明大夫、司聰大夫、司中大夫等新官職。
他們的主要職責是從五個方面對官員進行全面評估。
即容貌要恭敬,言辭要順從,視野要開闊,聽覺要敏銳,思維要睿智。
王莽堅信,高官們若想展現自己的德行,就必須以身作則,嚴謹修行。
鑒